图：药王孙思邈木雕漆彩像（摄于通江县胜利乡迪坪村）。

朱敏

　　流寓是中国古代人员迁移与流动的重要类型。据考证，“流寓”一词最早出自《后汉书·廉范传》：“范父遭丧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汉语大词典》将流寓释义为“在异乡日久而定居。亦作‘流庽’：流落他乡居住。”《辞海》则将流寓解释为“寄居在异乡”。两大词典的释义侧重虽略有不同，但都强调“流寓”应该是离开家乡客居或移居他乡。本文所论流寓是指寄居在异乡、本身在某一方面有一定影响力或对客居地产生了积极影响的人士。

　　巴中虽地处西南僻地，但山水天然之胜、米仓道上通陕甘汉沔，下连夔渝梁垫，西至仪阆果蓉，名流贤哲、文学仕宦托足徙居，颇不乏人。志书附“流寓”，叙昔贤辙迹所经。本文拟对巴中地方志记述的流寓进行整理、简述于次。

　　一、巴中地方志登载“流寓”简述

　　巴中现存古地方志中，有道光《通江县志》、民国《巴中县志》、民国《续修通江县志稿》设有“流寓”一目，共登载流寓11人。由于年代久远，大部分名士来巴缘由、时间、行谊等信息记载简略。今依据相关资料互综依查，按流寓的年代顺序简述于后。

　　（一）晋代

　　据民国《续修通江县志稿·人物志·流寓》记载，晋代通江有谯秀1人。谯秀，晋代隐士，以隐逸不仕著称。《晋书·列传·隐逸传》记载：“谯秀，字元彦，巴西人也……秀少而静默，不交于世，知天下将乱，预绝人事，虽内外宗亲，不与相见。郡察孝廉，州举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据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骧、骧子寿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车征之，皆不应。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薮。”《晋书·列传·隐逸传》记载：“范贲、萧敬相继作乱，秀避难宕渠……年九十余卒。”

　　从《晋书·列传·隐逸传》记载可知，谯秀为避“范贲、萧敬”乱来了宕渠。民国《续修通江县志稿·人物志·流寓》亦记载了“范贲、萧敬相继作乱，秀乃避走宕渠中山”。范贲、萧敬乱即永和三年（347）七月，隗文、邓定等立汉故丞相范长生子范贲为帝，东晋萧敬文也乘机起兵，占领巴西全郡，自称益州牧，巴蜀局势动荡。今通江境域归范贲所辖。永和四年（348），益州刺史周抚、龙骧将军朱焘击败范贲，捉而斩之，益州平。今巴中境属巴西郡。从前文可知，“范贲、萧敬”作乱时，当时的通江县境隶属巴西郡，并不属于宕渠郡管辖。民国《续修通江县志稿》为何将其归入“流寓”记录？宕渠是一个古地名，更元十一年（前314），秦并巴蜀，在故賨国地置宕渠县，隶巴郡。据彭从凯《巴中历代政区沿革简述》记述：“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今巴中境地为益州刺史部巴郡宕渠县辖。和帝永元三年（91），分宕渠之北，包括今巴州区、通江、南江、平昌及万源等县的巴河流域地区，始置汉昌县（治今巴州区巴州镇）。”东汉建安二十三年（218），刘备分旧巴郡置益州宕渠郡（治今渠县土溪乡），今通江境地隶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制，今通江境地先后隶属益州宕渠郡、益州巴西郡、梁州巴西郡、梁州巴渠郡等。从政区设置演变可知，通江县境地曾隶属宕渠郡管辖，联系紧密。另一方面，宕渠也指今南充、巴中、达州、广安的渠江流域地区。推测当时谯秀曾来属于渠江流域的通江县地寄居过，所以地方志将其收录其中。

　　（二）唐代

　　据道光《通江县志·人物志·流寓》记载，唐代通江有孙思邈、郑畋、郑昭允3人。据民国《续修通江县志稿·人物志·流寓》记载，唐代通江有孙思邈、陈子昂2人。据民国《巴中县志·人民志下·流寓》记载，唐代巴州有张曙1人。

　　1.孙思邈（？—682），京兆华原（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初唐著名医药学家、道士，被后人尊称为“药王”。

　　孙思邈因年少多病而立志学医，他认为“人命值千金”，潜心研究医学，不避艰辛，常年往来于太白山、终南山、大巴山采药试药。为撰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等医药著作，孙思邈曾流寓通江县龙溪沟三年之久。道光《通江县志·人物志·流寓》记载：“孙思邈采药于邑东龙溪，溪边遗址宛然。石灶药臼犹存。”通江至今犹存许多与孙思邈有关的遗迹，如孙氏池亭、采药处、洗药处、晒药石、龙潭胜迹、药石坡等。

　　民国《续修通江县志稿·人物志·流寓》记载：“孙思邈……尝寓治东龙滩江上结宅曰‘孙氏池亭’。”据道光《通江县志·舆地志·古迹》记载：“孙氏池亭，在县东二十里。孙思邈曾濯药物于此，石灶丹臼尚存。澄潭之畔，亭槛遗址在焉。在龙潭侧……有石刻存。”明曹学佺的《蜀中名胜记》中亦有类同记载。孙思邈当年就是在孙氏池亭结庐而居、采药、濯药、撰写《千金要方》。龙潭侧的石刻共刻有1380字，至今尚存，石刻内容为宋嘉祐癸卯（1063）、宋治平年间六位官吏所作长诗，这些诗文赞颂了孙氏池亭和龙溪周围的胜迹风光、抒发了对孙思邈的怀念之情。

　　道光《通江县志·舆地志·古迹》记载：“龙潭马迹在治东二十里，昔龙变马，跃石上，有迹。相传孙真人炼药处。”孙真人即药王孙思邈，龙潭之侧有孙思邈晒药石，如今药王庙犹存。

　　药石坡，当地人称“药师坡”（亦有作“钥匙坡”，音误）。据《通江县志·舆地志·古迹》记载：“药石坡，在城东七十里，传孙真人思邈采药处。至今坡产药物尚有二十余味。”药石坡，位于今春在镇境内，山高坡陡，长百余里，是通江县城东面的一道天然屏障。其地动植物资源丰富，是孙思邈在通江采药和进行药物研究的主要“大药园”。

　　2.陈子昂（659—700），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文明元年（684）进士。曾任麟台正字、右拾遗等职。世称“陈正字”或“陈拾遗”。陈子昂是唐代诗歌革新的先驱，有《陈伯玉集》。《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新唐书》卷一0七有传。

　　据民国《续修通江县志稿·人物志·流寓》记载，陈子昂“尝入京，游治南南寺山麓。邑人后于其处筑庙曰‘射洪庙’，祀子昂也。见《四川总志》。庙今犹存”。据道光《通江县志·舆地志·古迹》：“射洪庙，治南南寺沟上有射洪庙，神是唐之陈子昂，称射洪者，以县名，又称土主庙。”射洪庙拆毁于1954年，现庙为本世纪初乡民捐资重建。原古庙中陈子昂石雕像保存完好，形象生动，今亦祀于正殿正位。当地至今还流传着陈子昂的故事。

　　陈子昂何时来过通江，以至当地人建庙塑像纪念？据罗庸著《唐陈子昂先生伯玉年谱》载：“开耀元年（681），二十一岁，始入咸京，游太学。”卢藏用《陈氏别传》亦载：“年二十一，始东入咸京，游太学。”永淳元年（682），陈子昂二十二岁，至东都（今洛阳），应试落第，经长安返返里。“文明元年（684），二十四岁。游东都，举进士对策高第，擢麟台正字。”从陈子昂年谱记载可知，他曾两次入京。

　　唐时，以通江为中心，米仓道东线有两条重要道路——汉壁道和洋壁道。汉壁道从通江县城出发，连接褒斜道可至长安，西进走陆路经巴州可至成都。洋壁道从通江县城出发，再经子午道亦可至长安。西进走旱路经巴州可至成都，南下走水路可至重庆。推测陈子昂两次入京或返里时，至少有一次走的是米仓道，在通江寄居过，并跟当地的群众产生了比较密切的接触和联系，以至后人筑庙祭祀。

　　3.郑畋。据《唐诗三百首评注》记载：“郑畋（825—883），字台文，荥阳（今属河南）人。会昌进士。曾任校书郎、渭南尉、知制诰、中书舍人等职。僖宗、昭宗朝两次拜相。死后追赠太尉，谥文昭。”

　　道光《通江县志·人物志·流寓》亦载：“郑畋，凤翔节度使。子凝绩刺壁州，筑室城南迎养于此。”道光《通江县志·职官志》也记载了壁州（今通江）刺史郑凝绩迎养父亲郑畋的事，“郑凝绩，荥阳人，凤翔节度使郑畋之子。畋辞疾，授检校司徒、东宫太保。凝绩自兵部尚书拜疏乞郡迎养，授壁州刺史。”郑畋到壁州（今通江）则需从黄巢之乱说起。

　　据《新唐书》记载，中和三年（883），唐军终于将黄巢乱军赶出关中，唐僖宗准备重返长安。李昌言虽为凤翔节度使，但一直担心郑畋追究他兵变夺权之事，遂勾结田令孜、陈敬瑄，向皇帝告发郑畋的过错。郑畋称病请辞，僖宗不许。郑畋上言：“陛下回京必经凤翔，沿途供应，需靠李昌言来保障。免臣的宰相之职，可让李昌言心安。赐臣一个散官养病。”唐僖宗感其诚，改授郑畋为检校司徒、太子太保，并“以郑凝绩为壁州刺史，留养”。

　　道光《通江县志》记载，郑凝绩“筑室城南”迎养郑畋，“后舍为寺，即嘉祐寺”。嘉祐寺在今通江县南寺沟。道光《通江县志·舆地志·寺观》记载：“嘉祐寺在治南，俗明南寺。后枕公山，前襟诺水。”郑畋撰有《壁州新建山寺记》碑文，详细记录了修建嘉祐寺的过程和嘉祐寺的规模。壁州新建山寺记碑现存通江县文物局，碑通高1.33米，宽0.8米，乃北宋嘉祐八年（1063）太常博士俞瑊重刻碑。据壁州新建山寺记碑碑阴刊载：“仆至郡，观旧碑三，埋于戟扉门之泥中，遂饬役兵出而涤之。其一断而磨灭者，乃唐郑公台文修壁山寺记也，始读之，文多讹缺，及其完处，令人爱叹不已；而又得公进退之详，按《僖宗本纪》并公《传》，各亦舛略。此文其可信者矣。惜其湮没，遂命笔正讹补缺，离句缀意，凡六十七字二十七处。斩石，命僧守丕书字，刻而立于州之学，永永矣。记成于唐之中和甲辰孟秋二十有三日，重刻大宋之嘉祐（仁宗）癸卯孟秋中瀚。凡三甲子也。太常博士俞瑊君玉后序。”

　　4.郑昭允、孙储、郑损。据道光《通江县志·人物志·流寓》记载：“郑昭允，畋之侄；孙储，给事中；郑损，刑曹郎三人，皆依畋于此。”郑畋所撰《壁州新建山寺记》也记述到，“愚与凝绩，洎犹子昭允，俱写形于方丈之中……于时行朝卿士，或寓于诸州。给事中孙君储，秋曹正郎郑君损，皆扼车于此地，多邀以同筵。书琴棋画，随后间作。”从记述可知，郑昭允、孙储、郑损三人和郑畋一起流寓壁州（今通江），其活动多和郑畋在一起。《蜀中名胜记》载：“郑相遗踪在壁山下石涧中，梯石齿，披烟萝、入幽岩，苔藓间有字云：‘检校司徒守太子太保郑畋，门吏给事中赐紫金绯鱼袋孙储，尚书刑部郎中赐紫金绯鱼袋郑损，中和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收访泉石，偶题于此。’榜又刻有畋‘明年孟秋念七日与侄昭允至此访别’一段，是其碎金断壁，尚有可寻者。”

　　据《全唐诗》记载：“孙储，字文府，曾任天雄节度使。光化三年（900）为兵部尚书，兼京兆尹。”“郑损，僖宗时中书舍人。诗六首。”郑损曾游通江星精亭，并作《星精亭》诗一首。

　　5.张曙。据民国《巴中县志·人民志下·流寓》记载：“《全唐诗》小序云：曙吏部侍郎褧之子，大顺中登第，官右补阙。又云：曙，小子阿灰，侍郎祎子，盖初本褧之子，因避难从祎，乃称诸父。又子之耳。非巴州人，亦非成都人。聚之里居未详，而祎则南阳人也。今县东有宅墓者，意曙以僖宗四年甲辰避难来巴因居此地，后入籍为巴州人。”张曙所作《击瓯楼赋》序也说得很清楚，“甲辰春窜身巴南，避许溃师，郡刺史甚欢接。”据前所述，张曙于中和十四年（884）来了巴州跟随他的叔父张祎，最后落籍巴州。

　　张曙入籍定居后，在巴州读书，后考中进士。据道光《巴州志·古迹》记载：“丹梯阁，《通志》云：在州南南龛山上。丹梯书院，在州南一里书案山，唐状元张曙读书所也。”其遗址在今南龛坡“天开金榜”四字左下堟。最后张曙在巴州终老，据道光《巴州志·冢墓》记载：“唐进士张曙墓，在州东七里尖山坪。旧建有碑碣、石坊，今圮。墓道尚存。土人又云：今田中尚多残砖败瓦，亦其宅址云。”尖山坪即今巴州区尖山寺村。

　　（三）宋代

　　据道光《通江县志·人物志·流寓》记载，宋代通江有余玠1人。据道光《通江县志·人物志·流寓》记载：“余玠，规得汉城，谋恢复旧疆。”据《宋史·列传·余玠》记载，余玠（1199—1253），字义夫，蕲州（今湖北蕲春）人。少为白鹿洞诸生，因家境贫穷，投身军旅。淳祐二年（1242），余玠被寻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四川总领兼转运使。他至蜀后，大改弊政，招募人才，采用播州冉氏兄弟计策，采取“依山筑城，恃险拒守”的方针，构筑了一个互为犄角、聚兵防御、规模庞大的“如臂使指，气势联络”山城防御体系。

　　通江得汉城、巴州平梁城、平昌小宁城是南宋抗蒙战争中山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得汉城是“四川八柱”之一，乃山城防御体系的核心。元代著名理学家、学者姚燧在《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中记载：“宋臣余玠议弃平土，即云顶、运山、大获、得汉、白帝、钓鱼、青居、苦竹筑垒，移成都、蓬、阆、洋、夔、合、顺庆、隆庆八府州治其上，号为八柱，不战而自守矣。”

　　据《蜀中名胜记》记载：“宋淳祐已酉季冬，大使余学士亲临得汉城山，视其形势，而授都统制张实，躬率将士，因险形垒储粮建邑，为恢复旧疆之规。”淳祐已酉季冬即1249年12月。而在创筑得汉城之前，余玠已命张实于淳祐五年（1245）创筑巴州的小宁城（今平昌县境内），在得汉城创筑后，又于淳祐十一年（1251）令张实创筑了巴州的平梁城。在蒙哥汗大举征蜀，以重兵进攻得汉城的情况下，得汉城军民艰苦卓绝地坚守了二十四年，终因外无援兵，寡不敌众，于宋咸淳九年（1273）被元蒙军队所破，是时已是元世祖至元十年。小宁城和平梁城作为余玠所构筑的山城防御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遏制蒙古军队（尤其是骑兵）的攻扰，坚持长期抗战，亦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余玠要构筑巴中境内的山城防御体系，视察山川形势是必须的，推测余玠不仅在通江停留过，也可能在巴州区和平昌县境停留过。

　　（四）元代

　　据民国《巴中县志·人民志下·流寓》记载，元代巴州有杨惠鉴1人。据民国《巴中县志·人民志下·流寓》记载：“元杨惠鉴，顺帝时苍溪令。隐居县北百四十里，夜静山间不知所终。”据咸丰二年（1852）《川北杨氏家谱》记载：“至元朝有惠鉴公，配王氏，乃顺帝时进士，自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来宦苍溪县尹。明太祖定鼎以来，退老致政，寄迹南邑九龙场，遂家大堟。”经考证，夜静山属今四川省旺苍县东南部九龙镇，旺苍与巴中接壤，推测杨惠鉴定居旺苍后，曾来巴中居住过一段时间。据《川北杨氏家谱》记载：“惠鉴公有三子，长子彦成公被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敕封为力士镇殿将军，次彦才，三彦礼，礼由大堟夜静山迁崇庆州白碾街。彦成祖之子杨一清被明朝庭敕封为谏议大夫、怀远将军。”杨家人兴族旺，八方迁徙。后裔分布在南（江）、旺（苍）、苍（溪）、巴（中）。

　　（五）明代

　　据道光《通江县志·人物志·流寓》记载，明代通江有建文帝1人。据民国《巴中县志·人民志下·流寓》记载，明代巴州有戴时惠1人。

　　1.建文帝。据《通江县志·人物志·流寓》记载：“建文帝逊国后为僧，居五佛崖。”建文帝曾流寓通江，是史事还是传说？这需从“靖难之役”说起。

　　《明史·恭闵帝本纪》有载，建文帝朱允炆继帝位后，实行削藩计划，触犯了藩王利益。建文元年（1399）七月，燕王朱棣借口“清君侧”起兵，发动“靖难之役”。建文四年（1402）六月，京师被攻陷，宫中起火，建文帝不知所踪。火势扑灭后，朱棣在灰烬中发现了几具烧焦的残骸，据太监说是建文帝和其皇后的尸体。也有说建文帝从地道出逃了。

　　自“靖难之役”后，建文帝的下落成了历史上的一桩疑案。说其出逃的有几十个不同的版本，各说皆有理有据。《明史·恭闵帝本纪》记载，有僧人利用传说冒充建文帝，“正统五年。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思恩知府岑瑛闻于朝。按问，乃钧州人杨行祥，年已九十余，下狱，阅四月死。同谋僧十二人，皆戍辽东。”此事助长了人们的幻想，也激发了其他传说的产生。对此，《明史·恭闵帝本纪》也有记载：“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

　　根据《明史》记载，推测建文帝流寓各地时，曾到通江寄居过。通江至今还有一些与建文帝有关的遗迹。传建文帝流寓通江时，居住在五佛崖。道光《通江县志·舆地志·古迹》记载：“五佛崖，俗名佛头山”“治北四百余里。邑太祖山也。明建文帝学佛于此。五佛崖处万山之中，蚊子很多，建文帝“夜不成寐，帝祝曰：‘我今至此，忍相逼乎？’蚊自是绝声。帝寻遁去，此地至今无蚊。崖前檀香树相传帝所扶杖也。”其寺壁有建文帝题诗《五佛崖》。

　　通江县鲁坝御河也因建文帝而得名。据彭从凯《寻古鲁坝村》记述：“（道光）《通江县志》、（1984）《通江舆地词典》等记载：御河，又名鲁坝河，系佛头山左右二小溪。东御河出七垭子，北御河出松坪。皆因明建文帝曾居于此而故名。二水汇于陈家坝，经太极图山麓而成一曲水，经长滩河，循吊佛岩南流3公里至楼子庙入小通江河。因当年曾在长滩河岸建鲁班寺，故又名鲁坝河。”

　　由于身份特殊，他不可能长时间住在某地，所以在通江多处都有他的行迹。据传建文帝曾挂锡嘉祐寺，并在嘉祐寺壁题诗。

　　2.戴时惠。据民国《巴中县志·人民志下·流寓》记载：“戴时惠，樵郡人。嘉靖时署四川布政使，既罢任，置田宅于县南大寨山下，其地今名戴家沟。有墓碑可考。”据政协巴州区委员会编《古镇恩阳》第二编《名胜古迹·古墓葬》记载：戴时惠，明嘉靖年间进士，曾任四川布政使，墓在今茶坝镇大寨山上。又据民国《巴中县志》第四编《冢墓》记载：“明署四川布政使戴时惠（事见《流寓》）墓，在大寨山下，有碑可考。”大寨山，在今恩阳区茶坝镇大寨山村大寨山下。

　　（六）清代

　　据民国《巴中县志·人民志下·流寓》记载，清代巴州有金玉麟1人。据民国《巴中县志·人民志下·流寓》记载：“金玉麟，字石船。原籍奉天。其父守维州，卒于官。玉麟幼失怙，流寓阆中数。就黎孝廉馆听讲，问之则能举大义，询其家世异之，妻以女，遂入阆中籍中。道光戊戌进士。分兵部主事……署宁羌州，适蓝逆乱，城陷被戕。蓝逆以玉麟忠节买棺木，具衣冠敛，派兵送广元殡于古庙。陕抚刘蓉上于朝，即汉中建三烈专祠，并入祀巴州忠烈祠，荫云骑尉世职。先是玉麟与县人刘春恒、徐有章友善，见恩阳河山水之胜，置产筑室为归老计。故玉麟没后，其妻子归葬玉麟于恩阳马鞍铺之原，即家焉。”

　　光绪《重修宁羌州志》记载：“金玉麟，四川巴州人，同治二年任（宁羌州知州）。发逆窜扰，与同城文武分门守御，众寡不敌，城陷，死于南门。陕西巡抚刘奏闻，奉旨饬建三烈祠于汉中府城，与南郑县周蕃寿、西乡县知县巴彦善合祀，以彰忠荩。”《恩阳古镇》直述“因其户籍在巴州，又诏入巴州忠烈祠。由驻陕清军以一个骑兵队护送灵柩回原籍，以礼厚葬。今巴中市巴州区恩阳镇马鞍村五组金家梁占地60余平方米地之土阜，即是其墓葬”。

　　二、巴中地方志未登载“流寓”简述

　　巴中历史悠久，风景秀丽，来巴寄居人士众多。地方志在记载这些人物的时候，并不一定全部被收录进流寓一目，如唐代被贬巴州的严武，道光《巴州志》将他收录在“职官志”一目。但是有些在巴中历史上留下影响的流寓，并未被记载或者记载过于简略。笔者特将巴中地方志中有名望、给巴中留下了故事、有代表性，但记载过于简略的人士进行梳理，以备参考。在巴中地方志其他门类有详细记载、属于流寓的人士，此不赘述。

　　1.李贤。据《新唐书》等史籍记载，李贤于开耀元年（681）十一月被贬巴州，文明元年三月（684）“逼令自杀”，在巴生活接近三年，令巴州人民思念难忘。

　　据《新唐书·列传》记载：“贤字明允。容止端重，少为帝爱。甫数岁，读书一览辄不忘，至《论语》‘贤贤易色’，一再诵之。帝问故，对曰：‘性实爱此。’帝语李世勣，称其夙敏……上元年，复名贤。是时，皇太子薨，其六月，立贤为皇太子。俄诏监国，贤于处决尤明审，朝廷称焉，帝手敕褒赐。贤又招集诸儒……共注范晔《后汉书》。书奏，帝优赐段物数万。”根据记载可知，李贤容止端重、才能出众、处决明审，甚得帝爱。既如此，李贤为何会流寓巴州？《新唐书》亦有详细记载：“时正谏大夫明崇俨以左道为武后所信，崇俨言英王类太宗，而相王贵，贤闻，恶之……调露中，天子在东都，崇俨为盗所杀，后疑出贤谋，遣人发太子阴事，诏薛元超、裴炎、高智周杂治之，获甲数百首于东宫。帝素爱贤，薄其罪，后曰：‘贤怀逆，大义灭亲，不可赦。’乃废为庶人……开耀元年（681），徙贤巴州。”从记载来看，李贤之所以被贬来巴州是由于皇后武则天听信明崇俨谗言，母子之间矛盾加深，武后先发制人，废其为庶人，贬徙巴州。最后，李贤因作《黄台瓜辞》被武后所忌。武后令“丘神勣至巴州，幽故太子贤于别室，逼令自杀。”李贤死后被追谥为“章怀太子”。

　　李贤在巴时间虽短，但给偏僻的巴州留下了一段史话，亦留下了不少遗迹，供后人凭吊吟咏。如太子墓、章怀寺、太子读书台、章怀太子故宫、太子望京山等。道光《巴州志》、民国《巴中县志》、彭从凯《章怀与巴州》都有详细的记载。

　　2.张祎。据《全唐诗》记述：“张祎，字冠章，南阳人。官中书舍人，从僖宗幸蜀，终兵部尚书。朱温灭唐，建立后梁，改元开平，开平元年（907），张祎入仕后梁，任刑部尚书。”道光《巴州志·职官志·文职》记载：“张祎，中和中刺史。”张祎为何流寓巴州？需从黄巢之乱说起。

　　据《资治通鉴·唐纪》载：唐末黄巢起义，进军长安。广明元年（880）十二月，僖宗从长安城西金光门仓皇出逃，通过傥骆道至兴元（陕西汉中市），于中和元年（881）正月至成都。张祎随僖宗入蜀，其所撰《南龛题名记》，刻于巴中南龛石窟137龛龛楣，记述得很清楚：“圣上西巡之辰，余自金门飞骑追扈大驾，中途隔烟尘遁迹，及中秋方达行在。”中和四年（884），黄巢战败，唐王室欲回长安，张祎“奉命先銮辂之神都，俾缉旧纲，行次□（缺）遇军变，乃间道俟通于兹郡。”就是说张祎在回长安的途中，遭遇军变而来巴州，推测其来巴还有另外的原因，经巴州入米仓道可至汉中，方便回长安。

　　张祎在巴州时，镌刻了七佛龛，又称小北龛寺，即今巴州区回风街道大佛寺村六组大佛寺。据道光《巴州志·舆地志·寺观》记载：“小北龛，在州北十五里风帽山下，康熙中重修，盖唐之七佛龛也。”又有《舆地碑记目》记载：“七佛龛，《图经》云：乃唐张祎扈从僖宗入蜀时，经此所镌龛。名公钜卿题咏甚多，皆刻于石。”张祎所镌七佛龛巴中晚唐造像代表，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对研究巴中石窟文化有重要作用。只可惜造像和众多名公钜卿的题咏摩崖皆漫灭无存。

　　三、结语

　　时如逝水，斯人远去。他乡异域，逆旅羁栖，从未间断。人类流动是一种很常态的社会现象。巴中历史上的流寓绝不仅限上述记录名士。古巴人迁徙至此与当地居民融合，才有了今天巴中特色的巴文化。也是人的流动，产生了其他需求，促成了米仓道的繁荣。也因为客居异乡，诗歌便有了离别、怀乡等题材。流寓传播了不同的文化，促进了地区之间的交流，促进了客居地文学艺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