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树明

　　小时的新年，让我有所期盼的，除能穿上新衣新鞋，吃上好的，那就是期望看到“新读物”，遇得上“新图书”。

　　1970年秋，我上小学一年级，课本只有两本语文、数学，薄薄几十页，插图都很少。新书到手，一天就看完了。看到一本课外书，那就如见到天外来客。然而春节时家里新贴的年画却给了我意外惊喜，成了我新年的新读物。

　　那年过年前，大哥将家中堂屋墙上的旧报纸撕下，打了一盆糨糊，小心地展开用报纸裹着的年画，站在大桌上，将年画一张张贴到墙上。那是一套国庆二十周年的图画，定格下阅兵、游行、联欢的每个精彩瞬间。我从上面第一次看到了雄伟的天安门城楼，见识了阅兵的盛大场面，目睹了身着彩装参加游行的学生、工人、农民……那五彩缤纷的烟花，那载歌载舞的画面，让我大开眼界。年画每张有现在的A3纸大，20多张，贴满了我家堂屋的东山墙，可把我喜欢坏了，它也成了我最开心的新年读物。我得空就站在墙下看图认字。吃饭时，有时还端着碗，站在那儿看。最上面的画与屋檐口齐平，站在地上看不清字，我就搬来大板凳，站在凳上仰视着，一字一顿地读着上面的字，遇到认不出的字，就急呼哥哥教我。这样反复几次，上面的字我竟然全部认识了。

　　我家这面年画墙，也成了我向小伙伴们炫耀的资本。“我家的年画，好多好多哦，比电影还好看，彩色的。”小伙伴们听了我有声有色略带夸张的宣传后，央着我带他们到家看画。我想起小三碗有次带的旧课本，让我们用纸换看的事，就计上心来：“想看的可以，给我一张白光纸就行。”小伙伴们忙不迭地从书包中掏出自家订的白光纸作业本，撕下一张塞到我手中。收了“门票”的我，小手一挥，几个人一路被小书包扑打着屁股，跟着我到了家。我推开家门，指着墙上的年画：“看，这像不像彩色电影？”他们真的惊呆了，“哇哦”的惊叹语写在脸上。我骄傲地当起“讲解员”，念着上面的字，向他们介绍起每张画的意思，他们像听老师讲解那么认真、安静，最后问我：“这字你怎么认得的啊？”我头一扬，得意洋洋地说：“这有啥，我早就认识了。”

　　受此启发，我发现了年画这个新读物。在学校四处向小伙伴们打听谁家贴了新年画，听说哪家贴了新年画，就跟着跑去看。看了本生产队的不过瘾，还跑到外队去看。那些年春节，不少孩子跑年要花生糕果糖，口袋里揣满了油拉拉的果子，我跑年却是去读墙画，把画上的图文收藏到肚里。我还学会了看图写话，记下了擦柜台的《普通劳动者》《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身挎着药箱骑马飞奔的白求恩……

　　以前过年，大人孩子都喜欢走亲戚。我走亲戚，虽然念着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就是想遇上好看的书。二姐夫家我最喜欢我去，他当时是大队文艺宣传队的队长。我第一次去，就发现他家窗台上摞着几本书，都是我没看过的。我问二姐夫能不能给我带回去看，二姐夫说，那是我排戏用的，你看不懂。我心想，你就是小气，不想给我看。俗话说，三要不如一偷。我回家前，悄悄地将他家最厚的一本书放进棉袄内，带了回来。那本书名字已记不得了，但其中的一句话至今未忘，写的是姑娘拾棉花——“十指像蝶舞”。我记得，有年学校组织我们帮助三队拾棉花，我把这句用上了，老师在下面画了浪线，旁边写上“好”字，还加了感叹号。从那以后，“十指像蝶舞”成了金句，同学们写到拾棉花就少不了这句。

　　那些年，不光墙上的年画，走亲戚遇上的好书是我春节的新读物。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家中墙上的报纸也成了我的读物。多年后，我高考落榜，却成了县广播站的一名记者，与那时爱读墙上的年画、报纸不无关系。